世界小史|〇二：重农抑商，顺理成章！
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出现了青铜农具。但由于青铜比较珍贵，主要用于军事和礼器，在农业生产中很少使用；木制的耒耜和石锄石犁是人们进行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落后的工具需要集中更多的劳动力，石器锄耕的夏商周时期，理论上一切土地属于国家，然后层层分封，受封贵族世代享用，不得转让与买卖，庶民和奴隶劳作；此时的耕地十分规整，呈方块状，形同“井”字，这种土地国有制度被称为井田制。人们多采用大规模简单协作方式的集体耕作，在生产劳动中已经懂得开沟排水，除草培土，用杂草沤制肥料，治虫灭害；到西周时期，农作物种类更加丰富，有粟、稻、黍、稷、麦、桑、麻等，后世的农作物多已具备。土地利用率大大提高后的连续耕种方式，让频繁迁徙的中国先民开始走向定居，为后世独立发展出自成体系的精耕细作传统农业社会奠定了基础。“工商食官”制下的商周官营手工业青铜铸造工艺水平高超，商代出现原始瓷器，西周已能生产斜纹提花织物。
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出现，劳动效率大大提高，使小农户个体经营的农业生产模式成为可能。春秋时期，大量公田被抛荒，部分私田逐渐成为使用者的私有土地，随着私田大量开垦，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井田制逐渐瓦解；公元前594年，鲁国首先规定：不论公田私田都要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相继进行税制改革，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
伴随井田制遭到破坏，土地私有制形成；生产工具、水利设施和耕作方法不断完善；自给自足的的小农经济成为我国古代最基本的经济形态。与井田制伴生的“工商食官”制逐步瓦解，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并存，冶铁、丝织业发展较快。商业官营局面被打破后，这一时期商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日益丰富，商品流通范围逐步扩大，流入市场的产品日益增多。商业如此繁荣，究其原因，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具体说来，有以下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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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田制度瓦解：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和牛耕等农业技术的全面发展，整个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原来那种因生产力低下所必需的集体生产已不再需要，小家庭个体生产已成为可能，这就势必导致村社井田制的瓦解。然而，井田制的瓦解并不是一朝一夕或者是同时在各地发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自西周后期宣王时一年一度的籍礼被废除，标志着井田制开始瓦解；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和管仲实施“相地而衰征”，标志着实物地租开始实行；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公开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和所有权；尔后中原各国都采用了按亩征税的制度；到了公元前359年和350年，商鞅在秦国的两度改革，终于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完整地从法权方面宣布了井田制度的正式废除。伴随井田制的瓦解，周王这个天下大宗日渐失去了控制全局的能力，周室统一王权的衰落和新的统一王权的暂时空缺，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商业的发展。
宗法制度瓦解：随着井田制被废除，建立在这种土地制度上的宗法制也随之瓦解了。西周以来由周天子一统天下的稳定局面不复存在，诸侯争霸，群雄逐鹿，社会动荡不安。动荡的环境营造了宽松自由的社会氛围，当时的人员流动基本上没有什么限制。西周时那种“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的礼制宗法社会被完全改观了，民众从业有了一定的选择：有的从游学、事诗书；有的做游侠、弃农商；工商业者也逐渐摆脱了官府的控制，获得独立经营的机会。较为自由的迁徙和择业的宽松环境，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最基本的必要条件，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不断交流。
工商食官制度渐趋瓦解：西周及春秋前期，社会等级森严，社会秩序繁杂；社会各阶层都被束缚在繁文缛节、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中，就连从业也给予诸多的限制。工商业处于官府的严格监督和管理之下，工商行业的所有权、经营权都属于国家；工贾们在官府的监督、控制下劳动，由官府给予衣食等菲薄的生活资料；他们的生产与流通，不是为了增殖，而是为了供统治者享用；此外，政府对市场上商品的买卖限制极为苛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制度弊病日益凸显：一方面，工商食官制下的百工、商贾都衣食于官，费用很大，使得统治者无法包揽管理，他们宁愿收取赋税，让给民间去办；另一方面，百工、商贾备受压迫却生活贫困，因而消极怠工，使官方无利可图。
封建国家的政策激励：官营工商的反抗，使得当时一些诸侯国统治者无法再拘泥于“工商食官”的传统，各诸侯国出于发展经济、富强国家的需要，开始对工商业政策进行一系列的改变，制定了许多鼓励商业发展的开明政策。齐国自姜太公立国以来就把商业视为国家根本，其后管仲为了鼓励商业，采取了四民分业定居、开设市场、减轻税收、修缮道路、优惠商贾等措施。郑国也十分重视商业，建国之初郑桓公就与商人定有盟誓，只要商人对国家忠诚，国家就不干涉商人的活动。卫国春秋初期被狄人所破，实力受到很大削弱，卫文公制定了“务财、训农、通商、惠工”政策，使卫国经济很快复苏，中兴后的卫国自此把发展工商业定为国策。晋国是春秋强国，一向重视商贸活动，晋文公即位之初，采取“通商、宽农、利器”等措施壮大了经济实力，晋悼公时开放山泽之利，让人民经营，晋国经济迅速发展。楚国也非常重视商业活动，很多达官贵人都经营商业。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还在会盟中订立了一些保障商贸活动的条款，保护商人利益，保障列国间正常的商贸活动。在各诸侯国的大力扶持下，春秋战国商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水陆交通的开发：由于铁器的逐渐推广、各国政治军事联系的不断加强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交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全国性的交通网络业已形成，既有横贯东西和纵贯南北的陆上交通线，也有水上交通网络。其中水路交通的一个重大成就是沟通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运河开凿，这段运河开凿分为两段：第一段是春秋时吴王夫差修的邗沟，这是一条沟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第二段是战国时魏惠王开凿的鸿沟，引魏国境内天然湖泊圃田泽水桶淮河。邗沟沟通了江淮，鸿沟又沟通了黄淮，这样便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联系起来，为当时商贸活动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金属货币大量发行：春秋以前，黄金作为抽象的等价交换品被逐渐认识和接受，开始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黄金而外，大量流通的是铜铸币，银、锡等金属货币也进入流通领域，当时有“黄金为上币，铜铁为下币”的说法，说明金属货币的使用已有相当的普遍性。金属货币的使用，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正是由于金属货币的大量使用，春秋战国时代的商品经济才得以迅速发展。
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人也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最终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经营理论，对当时积极从商的人们给予了理论上的指导。这些理论给人们提供了致富的经验和方法，刺激了社会各阶层的经商欲望，从而导致社会各阶层趋利从商，进而推动了商业的繁荣发展。当时，求富趋利已成为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人生追求目标，社会各阶层为追逐财富或弃官经商、弃农经商、弃学经商、或既官又商、亦农亦商，纷纷兼营商贾业，一大批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专业化富商大贾纷纷涌现出来，他们在将先秦商业繁荣推向高峰的同时，也为重农抑商政策的出现和形成埋下了伏笔。原因何在呢？
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是春秋时期商业巨贾中的佼佼者，“子贡一使变五国”的故事更是为人津津乐道。
齐国的权臣田常想叛乱，又害怕其他手握兵权的大臣阻拦，就煽动齐国国君攻打鲁国，以便转移和消弱他人的兵力。孔子为自己的祖国鲁国感到担忧，就派遣子贡前去救鲁。子贡首先来到齐国，对田常说：“灭掉弱小的鲁国太过容易，政敌们的兵力未必会损耗太多，反倒会因胜利而骄纵，变本加厉地和您争夺权力。如果攻打强大的吴国，他们不可能轻易取胜，如此一来朝中空虚，您自然可以独揽大权了。”田常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便央求子贡帮助创造攻打吴国的机会。
子贡南下来到吴国，见到吴王说：“齐国和吴国这么多年来一直旗鼓相当，可如今齐国想要攻打兼并鲁国，事成之后，您吴国的地位恐怕就会受到威胁了。我建议您援助鲁国，这样既可以显示您的正义和大度，又可以挫一挫齐国的锐气。”吴王说：“虽然您说得有道理，不过临近的越国一直是我的心头大患，我想先打越国再援鲁国。”子贡说：“等您攻打完越国，齐国也差不多战胜鲁国了，这样无疑会让您错失压倒齐国，称霸天下的机会。这样吧！我去劝说越国追随您援助鲁国，解您的后顾之忧。”吴王听后非常高兴，赶紧让子贡去劝说越王。
曾经被吴国打败，困于会稽的越王勾践，此时正为报仇的事而寝食难安，听说子贡来了，他亲自出城迎接，并向子贡请教如何能战胜强大的吴国，子贡说：“吴王为人残暴，朝中人心涣散。此时，他去和齐国开战，如果输了，那自然对您有利；若是赢了，以吴王的刚愎自用必然会北上接近晋国，我现在就去说服晋国来防备吴国。您不妨先表示对吴王的支持，让他出兵，到时吴国腹背受敌，国中空虚，您就可以乘机攻打他。”越王决定按子贡的意见行事，便去向吴王表示自己支持吴国攻打齐国，吴王果然中计，派兵出战。
最后子贡来到晋国，警告晋国国君，说如果吴国打败齐国，吴国必然北上兵临晋国，晋国不可不防。晋王一听，连忙厉兵秣马准备迎战。结果，吴王果然在击败齐国后，带兵逼近晋国，和早有准备的晋军遭遇，疲于战场的吴军被打了个大败。越王勾践得信，趁机偷袭吴国，三战三胜，灭掉了吴国。
司马迁《史记》中赞叹：“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在这场改变了春秋后期政治格局的外交活动中，为什么四国国君纷纷采纳了子贡的主张？除了子贡准确掌握当时的天下形势和各诸侯国当事人的心理性格，因势利导的纵横辩才以外，也和子贡“与诸侯分庭抗礼”的商业巨头地位分不开。
富商巨贾家有千金、结驷连骑、甚至“与王者同乐”，成为“礼抗万乘”名扬天下的富贵阶层，正是利用了列国争霸，天下动荡的局势，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从而获取最大利益。在春秋战国这五百五十年天翻地覆的大历史阶段，商人阶层通过贸易活动获取自身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促进了当时中国各个地域之间经济联系加强和文化交流互动融通。但当时间的车轮转到天下重归一统的秦汉时代后，“重农抑商”政策已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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